从历史上新质生产力发展增长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改革，祛除制度上和文化上的约束

因素，即使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并且拥有了一个好的产业基础，也可能前功尽弃，在竞争中落伍。

“新质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概念，比如说1983年红旗出版社编著的《哲学》、1985年吉林大学刘贤奇教授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疑难问题研究》、1995年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主编的《中国经济文库》，都曾经明确产生过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和作用。

不过，“新质生产力”过去仅仅是使用范围很狭窄的学术概念，并不为大众所知。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新的时代定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他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笔者认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时代创新，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指出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是赢得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的不二选择。

联系到最近几年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伴随的成绩和问题，笔者尤其感到，如何做好理论创新和制度改革，正确处理好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问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本文姑且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际，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关心这个理论的同仁们多多批评指正。

新质生产力最广泛的载体是民营企业

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广泛载体是民营企业，因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只能根植于市场经济土壤。所以，发展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破除制度性约束，发展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

中央财经办、国家发改委等经济决策部门对当下“新质生产力”的明确定义是：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具体而言，是近十余年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新领域。

这些新质经济的第一个特征是，除了深海空天开发等少数领域外，民营经济基本都是主力。虽然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些行业的奠基者、代表性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比如谈起数字科技，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腾讯、阿里、百度，谈起新能源汽车，大家想起的是蔚来、理想、比亚迪。

当然，最近一些年很多国企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奋起直追，成绩斐然，不过也是依赖民营经济奠定的市场活力、商业模式。总之，国企和民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相辅相成，但是从过去的情形看，民营企业发挥了更基础性的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高度依赖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活跃的行业、领域，一定是权力垄断程度低的领域；而新质生产力发达的地理区域，一定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活跃的区域。

在计划色彩浓厚，权力更起支配作用的产业和区域，新质生产力发育都非常迟缓。这是因为，新质生产力更需要灵敏、高度开放的市场，需要发达的信息、人才、资本交换体制，需要高效的成果转化环境，这些都是权力主导型市场无法提供的。

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路径，仍然是如何发展好民营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甚至是起到相反作用，肯定会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替代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这是行不通的，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新质生产力最后只能是夹生饭。

新质生产力必然带来生产关系调整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效率上肯定新质生产力组织，更要从生产关系上，肯定它们的进步性。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生产组织方式、财富分配方式的根本性调整。所以，历次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翻天覆地的变革。虽然新的生产力产生发展中会相伴产生很多负面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新质生产力出现给生产关系和社会文明的作用是积极远大于消极的。

其中最重要的积极作用是，在新的生产组织中，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和待遇，社会财富分配也愈加民主化，即劳动者的解放和价值提升，也即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最强调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我们先看第一次科技革命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即纺织、钢铁和采矿工业带来的变化。虽然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文学家都曾经无情揭露过这些行业存在的剥削，但是我们如果对比传统生产力——农业或地主雇佣经济，就可以发现它的生产关系仍旧发生了巨大进步。

比如，1850年一个农业工人平均收入为29先令（1先令约等于0.3克黄金购买力），而纺织工人可以达到55先令，煤矿工人为58先令，工程师为84先令，造船工人为68先令，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传统生产力。

从增幅上讲，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农业劳动力收入仅仅增加了69%，而煤矿工人增加了141%，工程师增加了248%，这说明，新质生产力劳动者的收入改善远远好于传统生产力。

到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510万成年男子中，有83万人月收入120先令以上，一个所谓的新兴群体——“工人贵族”开始出现（节选自Joel Mokyr，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85）。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美]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 | 著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5年8月

根据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劳动报酬在GNP中的比重从工业革命前的约26%上升到48.5%，1920年、1968年分别提高到59.7%、74.1%。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充满混乱和不堪，但是社会文明水平提高了，新兴的劳动群体——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农民有了质的提高。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

[英] M.M.波斯坦 | 编

王春法 |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

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以电气、汽车制造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条件。根据余志森主编的《美国通史》第四卷所载，美国年收入超过1200美元（购买力相当于现今4万美元）的人数也增加到560万左右，所谓的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开始出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一个重要成果，而这个数据在1870年、也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展前仅有70万。

到1910年代末，也就是这一波新质生产力增长达到尾声的时候，美国有享受较好经济待遇和工作环境的1120万制造业工人和152万非劳动型服务业人员（指律师、教师和金融从业者），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橄榄型了。

新质生产力在直接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同时，还会给社会方方面面带来进步，从而促进社会福利和民主的实现。

我们再以英国为例可以发现，随着劳动者收入和其他素质的提高，议会选举不得不大幅改革。经过1867年、1884年两次议会改革，选民从1832年的48万增加到573万，这意味着半数以上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同时，福利社会开始建立，1896年至1911年期间，英国先后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劳工赔偿法》《失业工人法》《养老金法》《国民保险法》，普通劳动者开始享有失业保险金、工伤补贴、养老金等系列保障。

《美国通史（第四卷）》

刘绪贻 杨生茂 | 总主编

余志森 | 编

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我们再把目光放在中国，因为中国是第四代新质生产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社会功效对比最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20年的高速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2001年至2011年，这其实是工业化补课，发展传统生产力；2012年以来的增长，则依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增量以及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改造。

最近5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了5成，制造业、消费等增长基本依托数字科技对商品销售网络、物流系统、现金支付系统的便捷化改造。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至少为社会创造了近2亿工作岗位，使得中国城市化得以深入进行。2022年人社部公布的新增158个职业分类中，仅数字经济领域就有97个，其他的也基本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

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促进了生产分配的合理化，劳动者和科学家可以分享更多生产成果。从上市公司的财报来看，那些传统生产力行业的工资支出比，明显低于新质生产力企业，石化、煤炭行业工资支出占10%左右，甚至农业类企业不足8%，而新兴科技类企业一般可以达到20%左右。

例如，在2020年，腾讯营收为6421亿，薪酬福利支出为955亿；华为营收8913亿，薪酬支出1357亿；比亚迪营收 2161亿，薪酬支出298亿，甚至个别行业可以达到30%左右，明显高于传统生产力行业。

受此影响，我国工资性总支出的GDP占比从1978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23.9%，比例增长了一倍还多，这些都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普世性贡献。

根据对清华大学毕业生择业意向的调查也可以发现，青年人最青睐的10个行业领域，8个是新质生产力行业，2个是服务业，无一是传统生产力行业。这充分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最符合就业意愿的行业。

虽然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完美的，但它在生产关系上仍然具有极大进步意义。我们主张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不能只是简单出于提高生产能力的功利性目的，更应该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意义。

那些民营科技企业虽然在管理和经营上有很多缺陷（比如被社会广泛诟病的“996”等），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是最能给出合理报酬、最能发挥员工价值、也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型生产组织。

因此，最近一些社会舆论对新质生产力企业完全否定，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是有害于其发展的，我们应该在更高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科学看待这些企业的先进性和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规范其发展，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约束

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制度性竞争。我们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政策上重视它，资金上支持它。更重要的是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约束，释放社会创新活力。

从历史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改革，祛除制度上和文化上的约束因素，即使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并且拥有了一个好的产业基础，也可能前功尽弃，在日后的竞争中落伍。从长远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制度性竞争。

历史上有很多新质生产力竞争赢在起跑线而输在中途的案例。德国曾是第二代新质生产力最集中的国家，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25项最重要的发明，有13项出现在德国。尽管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发达的科研体系，但是一直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秩序，在思想文化上也没有彻底完成现代性启蒙，导致对外冲突、政治动荡等交叠出现，世界新兴产业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在新的生产力革命中被边缘化。

苏联当然是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苏联拥有沙俄时代遗留的非常雄厚的基础科学底子，又加上举国体制的优势，在科技应用方面和专利创新数量上长期雄踞世界第二，甚至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很多重要发明，便是苏联人首先创造的。但是由于苏联科研与市场转化应用的脱节，以及复杂的计划官僚体制，一个产品从研发到投入生产线，往往需要几十道行政审批，导致苏联有强大的科技发明能力，却不能转化为强大的新质生产力，在产业竞争中一塌糊涂，最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和品牌也没有产生。

所以，我们谈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上重视它，资金上支持它，这是远远不够的，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约束，才是最需要的。

在制度性改革中，当前产业界和经济学界反映的主要问题有：投融资体系逐渐萎缩，创新项目获得必要的起步资本越来越难；舆论环境越来越不友好，不时有过于保守的观点否认新质生产力及创新企业的存在合理性；国企和民企在产业准入政策、信贷政策上的不平等，民企投资难、融资更难；国有科研体系行政化、官僚化严重，效率低下等等。

另外，新质生产力一定是高度国际化的，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信息和人才交流，研发和生产被孤立于全球主流体系之外，很可能两三年后就会落伍；如不能实现市场全球化，也很难成长为世界行业领导力量，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为中国企业和产业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也是一个严峻挑战。

总之，新质生产力其实遵循短板理论，不怕你的优势有多长，最终是制度性的最低位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最高位；制度改革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完善能够走多远，决定了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走多远。

（作者系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改革开放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