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质生产力”思维概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对新时代新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在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对于“人”的概化具有特别重要的认识论和逻辑自洽性意义。“人”的概化，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所概化的“人”，从“经济人”“组织人”演化产生了“智能机器人”。当新质生产力研究接受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经济学思维时，主流经济学将发生颠覆性的范式变革。对生产力的“质态”关切，超越对生产力的“量态”关切，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经济学属性。经济学的范式变革，须将长期性、未来性、存量性、多元性等因素也纳入观察研究体系，这是域观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逻辑基础，可以引导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更科学地研究新时代、新世界所产生的新现象。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思维;“人”的概化;“微观-宏观”范式;域观经济学;数字化人工智能

当前，“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及其所表达和可拓展的丰富含义，受到广泛关切，引发多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到新近提出“新质生产力”，必然使生产力思维进一步向理论研究的方向延伸，以使其对国家发展方略取向的意志表达能够具有学术思维逻辑的深刻基础。因此，“新质生产力”这一引致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重要概念，从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时提出，到当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24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研讨和强调，使人们逐步清晰地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意义。这表明，“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因捕捉到现实经济发展中正在出现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向而形成的，不仅可以对把握当前和未来国家方略政策取向，形成方向性的原则思路，而且，启示了更系统研究和判断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探索方向和理论界的时代使命。即如何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上，准确刻画和深刻认识中国和世界正在面临的重大变局和经济运行机理转换，不仅是经济体的结构性改变，而且是经济主体性质和组织方式的根本性革命。因此，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执念取向（即学术范式承诺），也应发生与时俱进的变革。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经济学思维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理论探索。

 

一、经济学的生产力思维

 

生产力思维（或生产力标准）是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取向。“新质生产力”，首先是作为对国家发展方略的定向指引而提出，是对经济政策取向所作出的重要抉择。其核心要义是：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是“新质生产力”所体现的新观念和创新取向的本质内涵。“新质生产力”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方略的启示性概念，对这一重要概念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必然会上升为基本理论观念，成为经济学学术体系中一个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叙事思维概念。

“新质生产力”思维概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范式，运用于对新时代新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及重大问题的认识判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从大量出现的新现象中，发现决定和影响当前和未来世界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变动因素，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因果关系和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因素，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生产力思维”。

“生产力思维”的实践意义首先在于，承认生产力不仅是决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性核心因素和根本性力量，而且是决定新阶段国家发展政策取向的第一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现实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落实于政治原则却一直是有争议的。例如，曾经一度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政治挂帅”等。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什么是第一位的？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重新回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发展基本认识的坚持上，即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鲜明地启示了生产力第一性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在国家方略上的基本取向。

40多年来，正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第一性原理，中国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而且，生产力第一性原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也就是说，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性认识和判断政策有效性的标准，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检验政策成效的标准。

生产力第一性原理是由生产力的根本性质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所决定的。历史研究表明，在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实质上就是将国家发展的方略核心，定位于“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的实践方向。从基本理论上认识，就是将“生产力第一”和“第一生产力”作为经济发展叙事的一般原理和机理逻辑。不仅要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而且要以高质量发展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即在经济发展中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入人心的政策抉择取向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因而，在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就经济学理论范式承诺的基本逻辑而论，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的特征，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则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叙事体系。生产力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人与人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要素观将生产力概化为：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劳动工具是生产活动的手段，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物料。简言之，生产就是劳动者使用工具作用于物料，并产出可供消费的成果。当然，现实的生产过程远远比之更复杂。而且，经济学的生产力思维与对生产关系的把握紧密相关，而生产关系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在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对于“人”的概化1具有特别重要的认识论和逻辑自洽性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概化的“人”

 

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学，即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之学。在经济学的学术思维中，“人”是一个似乎简单却很复杂的概念。对“人”的概化，在经济学分析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经济学假定“人”是决策主体、利益主体，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或满足“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又被假定为劳动创造活动中的生产要素，或生产力要素，即创造财富的“工具”。作为前者，“人”是主动的，“自由”的，特别是可以成为具有“创新”（冒险）能力的“企业家”，因此，“人”是经济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或“执行者”，比如首席执行官往往可以具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意志。而作为后者，“人”是被动的，因为作为“劳动力”的人，能否进入生产过程“就业”，取决于其价格（即“工资”）及劳动能力和“生产率”。这样，经济学思维中的“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主流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及其自洽性取向又认定（承诺）：人都是理性的，即具有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理性人”是无须证明的公理性概念。因此，“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思维以演绎逻辑为主导，假定经济过程不受“历史”过程和“经验”现象所影响，具有纯粹工具理性的现实主义“客观”性，从而实现逻辑自洽。这实质上就是，将“经济人”概化为不由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经济剩余（利润）最大化的原子式“微观经济主体”。

总之，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史，现代主流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诞生，其方法论首先由演绎逻辑支配，即从关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抽象范式承诺出发，将人的理性行为目标抽象为经济理性。也就是，假定人具有以追求经济指标为行为目标的经济理性，这不是本真理性，而是工具理性。这样，“理性人”就成为“经济人”。“经济人”不是追求满足理性人的真实需要，而是以追求间接目标（即经济指标所表征的“经济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国内生产总值”等）为行为目的。由此，最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理性行为方式就是，“在商言商”，即不顾一切地“赚钱”（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是过度形式主义和过度抽象化的。尽管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时代，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和学术精致性，并因此而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可以具有合乎逻辑的经济解释力，甚至可以超越经济学。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权越界地解释各种非经济性社会现象，被视为学术界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而不算“外行”话。

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其形式逻辑的精准性和抽象力，但其局限性也因此而形成，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模式多样化，其短板和乏力也日益凸显。

如前所述，现代主流经济学诞生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方法论上说，是完全抽象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因素，即极端弱化了归纳逻辑，完全受演绎逻辑所支配，由此形成“新古典主义”的范式承诺体系。不过，同样诞生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称为“政治经济学”），却没有如此地抽象化，而是仍然保持了“历史”因素，使其研究范式具有“史观”特征，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形成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范式承诺的经济学底层逻辑和分析体系。

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承诺的思维逻辑下，“人”的概化保持了理性的真实性，即并非完全抽象为“工具理性”，而是具有“本真理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现实中理性“人”的行为并非完全由理性所支配，人的“理性”行为目标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此，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也就是说，“人”的概化，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

这样，对于“人”的经济学概化，须有更大的社会现象及行为主体包容性。简言之，经济学中的“人”，不仅仅是同质的“经济人”，而且有多样化的“人群”：人以群分，群以域定。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都是群体性的和多类化的，孤立的人是无所谓经济活动的。而且，群体性的“人”是会不断演化的。这样的概化思维演进方向，非常有助于对“新质生产力”及“人”的概化理解。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动因是工业化，从传统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彻底改变着人类发展的面貌。如果从抽象的意义或比拟的意义上说，所谓工业化可以被视为：使用被改造了的物质，替代和延伸扩大人的功能。例如：蒸汽机、内燃机等，是以机械替代和扩大人的肌体；火力、水力、电力、核能等，是以各种能源材料替代和扩大人的体力；进入信息化时代，电脑、通信设施等，是以信息处理技术替代和延伸人的脑力。

如果把人比拟为“机器”3，工业化就是用各种技术手段，使人的“机器”性能更为强大。传统工业化是利用传统技术，制造出超过人类体力脑力能量和加工工艺技巧的各种生产工具。新型工业化则是利用先进技术，创造超出人的综合能力并实现多种目标的高科技工具。

当新型工业化进入更高阶段，技术手段可以替代和延伸人的智能，并使机器本身智能化，达到甚至超过人的心理特征，具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性质。由此，机器也具有了自主创造性，甚至具有类似人的“想象力”和“创新性”。此时，机器对人的智能替代扩大，成为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真正开始具有了“人”的性质，也使生产力真正具有了“新质”性，因而，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所概化的“人”，从“经济人”“组织人”演化产生了“智能机器人”。可以设想，在未来的经济世界，“智能机器人”将成群结队地被生产出来，成为“机器人”域群，与“经济人”域群以及各种类型的人群域类，并存于世。“智能机器人”不仅可以替代自然人，而且将与自然人进行合作和竞争，包括就业合作与竞争。

人是机器，机器是人，人-机相融，这样的人类世界，是传统经济学难以想象和理论刻画的。人类生产力发生革命性的“质态”变革，“新质生产力”则赋予以经济学全新的范式承诺，尤其是其所启示的经济学思维中“人”的概化，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目前，可以将“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的概化表达，一旦系统性地引入“人工智能”的概化表达，经济社会的运行机理和规则秩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将是一个具有崭新“质态”的世界。

当然，人工智能并没有改变“人”在经济学范式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人类行为，其发展是基于人类的利益诉求的。新质生产力无论具有怎样的创新性，都仍然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备和高素质人才的持续供应。而且，经济行为和利弊得失的利益和责任担当，无可改变地基于人的行为。人对人工智能的驾驭，是必须坚守的伦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人的创造性生产力，即以人为本的先进生产力。创新型担当性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可贵最具决定性的人力资源，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因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人才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应是能够更有效促进担当性人才勇于创新和肩负责任。

 

三、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机理及规则博弈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全方位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新时代特征，而当新质生产力研究接受数字化人工智能的经济学思维时，主流经济学将发生颠覆性的范式变革。数字化，是实现当代最高水平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技术范式。也就是说，当代人工智能技术，以至机器所具有的人工智能、替代和超越人的智能智慧，主要是基于数字化技术来实现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运作来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的智能水平。而且，智能机器人的高效率赋能，使数字化技术深度渗透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并产生出许多未曾有过的现象。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市场经济的竞争方式、技术形态以及规则秩序发生重大变革。

如前所述，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认识或假定，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原子式的，一般称为“企业”，对应于理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在本文第二节中，基于新质生产力经济学思维概化的“人”，与传统经济学所设想的“经济人”非常不同，而“人”的组织形态“企业”及其所形成的产业组织形态，也会随之极大改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原子式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行为基于自利取向，完全由市场价格信号所调节，否则就被视为会扭曲市场机制的非市场性“干预”。而价格信号的形成，完全基于市场供求关系，供求均衡时的市场价格（均衡价格）被认为是最理想最具效率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就是说，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思维逻辑或理想假定是，市场经济运行唯一有效的调节信号系统——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而合理有效的供求规则是，微观经济的价格信号，仅限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行为中所呈现的价格。至于企业内部的价格及其决定因素，则被视为企业“黑箱”中不予公开的信息，属于企业“商业机密”，其他竞争者不得窃取。

但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市场经济场景，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市场信号不再是市场调节唯一的信号系统，各种数字信号、“大数据”和“强算力”与市场价格信号并存，成为经济决策的内在机制。换句话说，数字化人工智能打开了企业“黑箱”。这样，企业行为和市场经济运行可以由数字信号直接调节，而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功能，反倒可能被弱化。例如，过去在市场供求均衡状况下，一双鞋子的市场价格为1000元，可以购销两旺。但现在，同样质量的一双鞋子在网络平台的线上价格可能只要100元。这是因为，在数字化条件下，交易各方可以清楚地了解各种中间流通环节（批发、仓储、零售等）的数字信息，线上交易的数字化机制的信息透明度，远远高于线下交易的“讨价还价”机制。也就是说，市场信息高度数字化，将使实体经济业态和运行机理发生重大变化，难以再按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刻画的市场经济供求关系机理来构建市场规则秩序。

再从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国际规则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主导构建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秩序，其基本思维逻辑是：各民族国家都可以独立，但必须经济开放（“门户开放”）；所有国家的企业都实行私人所有制，即成为原子般的“微观经济主体”；同质化的营利性企业进行自由竞争，从而形成所谓的WTO“三零”世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不过，所谓“三零”世界构想的很多规则是以西方自由经济为准则的，无法让所有愿意加入WTO的国家完全接受，因而许多国家难以成为WTO所认定的所谓“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导致WTO规则即使是在承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也难以完全实现。从根本理论来说，人类经济世界并非像微观经济学所刻画的牛顿式空间那样：经济空间如同是一个无差异的“空盒子”，同质性的物理粒子在这样的同质性空间中运动和相互作用，遵循完全相同的动用规则。这样的理想空间场景，在现实经济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现实经济空间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系统性异质，经济规则也区分为不同场域情景。换句话说，同质化的所有微观经济主体，都在完全一致性的规则空间里行动，这样的理论想象或假定是不现实的。

现实世界存在不同领域或群域，每个领域或群域都有自己的规则空间，而域和域之间既具有差异，又能够实现相互沟通，这才是世界的真实状况。即使是宣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也“理直气壮”地违背WTO“三零世界”的原则，公然采取关税、补贴、“小院高墙”等措施，在科学和技术上设置壁垒，对竞争对手“卡脖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机理和规则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在发生很大的质态变化。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反映了生产力固有的积极、活跃和革命性的特质，而且体现了生产力从未具有的新质态和新机理。

对生产力的“质态”关切，超越对生产力的“量态”关切，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经济学属性。对生产力的“量态”关切主要体现为质量注视，质量主要由技术水平所决定；而对生产力的“质态”关切则主要聚焦于质态，质态主要由科学水平所决定。

我们往往把科学和技术概化为同一性的“科技”概念。实际上科学和技术并不具同一性质。“科学”的概化意义是非功利的，科学探索是为了发现宇宙的奥秘，认识世界的运动规律。因此，在西方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紧密相连，即人类对造物主所构建的世界具有好奇心。可以说，科学认识是对人类好奇心的满足，好奇心是科学发现的心理动力。简而言之，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探索世界的本源。与科学不同，技术是以功利为导向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发明解决问题和获得利益的工具。科学进步轨迹是非连续性的，表现为突破性、革命性、颠覆性。而技术进步轨迹是连续性的，表现为累积性、传递性、改进性。科学革命不常有，具有“奇迹”性；技术进步时时新，具有“产出”性。因此，促进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机理和规则建构是不同的。例如：技术发明可以申请专利，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经济利益；而科学发现不可申请专利，通常是公开发布，发现者的知识产权仅表现为署名权。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学研究长期落后，技术水平也较落后。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缺乏技术，可以购买，但是，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力不断增强，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此时要进一步推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就需要科学进步的支持。尽管科学本身是非功利的，但解决诸多技术问题需要基础科学所发现的客观规律来赋能。这样，科学和技术相依相存，相互促进，“科学技术”或“科技”就概化为可以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叙事表达。

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实国情是，在“科技”链的偏技术端具有极大优势，特别是产业技术全方位进步，已在按产业分类的所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规模。但在偏科学端则明显不足。所以，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与我国进行国家间竞争时，主要在科学端对我国进行限制，其手段也往往是非市场化的，而不像技术竞争那样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将国家间竞争的重点聚焦于科技创新，就直接体现了对科技进步机理及国际规则博弈的关切。特别是，在数字化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进步的重大突破层出不穷，方兴未艾，但市场规则尚待完善。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面临科技进步的国际竞争，而且面临国际规则博弈的重大挑战。

 

四、基于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新质生产力研究

 

对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研究，须基于新的经济学范式承诺，即以新的思维框架来把握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而形成清晰的逻辑思路。如前所述，在新型工业化时代，经济主体行为和市场规则空间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现实，必须进行范式承诺的变革。在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深刻性。

科学发展和新学科产生表现为学术范式的不断演进和变革。有史以来，经济科学发展沿着“史观-微观-宏观-域观”的范式演进，每一个新的范式承诺都是对以往范式的变革，同时也含有以往范式承诺中的某些因素。域观经济学的形成，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向4。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诞生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是基于历史观察而形成的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史观”范式叙事体系。其中，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在理论假设上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被公认为是经济科学开始走向独立学科的标志性学术文献。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以演绎逻辑体系建立的宏大叙事巨著《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变革和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产生了极大启示和激励。《资本论》的理论范式实质是“史观”的，但其形式却是“先验”的，即由演绎逻辑所建构的。

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变革为现代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承诺，即抽象掉所有的历史和经验因素，以纯粹的形式逻辑推演建构起现代经济学范式体系——“微观经济学”（称为“新古典主义”）。此后，20世纪产生所谓“凯恩斯革命”，即引入总量分析方法，形成“宏观”范式。据此建构起的“微观-宏观”范式（称为“新古典综合”），成为现代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主流体系。

“微观-宏观”的经济学主流范式尽管具有较强的（形式）逻辑力量，在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具有较强的叙事解释力，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经济学者们在其他方向进行不断探索，力图克服“微观-宏观”范式体系的局限，但迄今未能动摇“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主流地位。经济学必须以新的范式变革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域观经济学”就是一个有前途的学术发展方向5。

从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来看，“微观-宏观”范式的逻辑底基是对人性的抽象假定，并且以其同质性假定推导出总量需求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微观经济学以市场供求短期均衡为基本方法，宏观经济学以短期、需求、总量分析为基本方法）。经济学的范式变革，须将长期性、未来性、存量性、多元性等因素也纳入观察研究体系，这是“域观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逻辑基础。

域观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并不否定“微观-宏观”叙事体系的学理价值，而是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维叙事体系，扩展为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三维叙事体系，能够更贴近现实地观察和刻画经济世界，包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质、经济运行的制度规则，以及不同域观行为和域观空间的畅通关系。

域观经济学的缘起，即“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演进，同时也是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抽象舍弃的“史观”范式承诺因素，再度回归现代经济学体系，进而形成更为丰满的“史观-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建构。特别是，基于“史观”范式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叙事原则，可以引导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更科学地研究新时代、新世界所产生的新现象，其中，“新质生产力”就是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可以说，聚焦“新质生产力”就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方向和实现路径。

基于“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诺的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是有其“特色”的，不存在无个性及无域观特色的纯粹市场经济过程，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具有特色的文化环境和制度条件中发生的。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推进，是极为现实的过程。换句话说，不能把经济行为空间想象为无差异的匀质化“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其“质态”特征，不是抽象的“微观-宏观”范式所能把握的，而是只有在承认多样化的“域观”范式承诺叙事体系中，才能得到把握和驾驭。

中国具有独特国情，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历史文化深厚的中国，国情特色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对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适应等，都会具有系统性的深刻影响。这是人类文明形态多样性的体现，也正是现实世界的本真性反映。中国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对经济学范式创新提出了紧迫性需要。从本文前述内容中，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经济主体行为、制度规则秩序和中国深厚文化，对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整体性系统化的影响，而且是对不同特质领域以及特定人群的影响。如前所述，新质生产力更加关切生产力的“质态”特征，而“质态”的特征就是多样性和多目标性。从工业化进程看，就是不仅以高增长为目标，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目标。所以，从“质量”到“质态”的关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形态转换和路径过程，也是经济学进行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学术使命。

 

注释

1概化，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现象所形成的概念（抽象表达、思维单元），以及两个或多个概念集合为一个概念的思维形式。

2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讲到：“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1747年，法国哲学家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在荷兰发表了《人是机器》一书，表达了关于人体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4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2）：7-23。

5金碚.论域观经济学的缘起[J].求索，2023（6）：5-13.

（来源：《西部论坛》知网首发，202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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